遭台当局污蔑对台“渗透”，TikTok否认在台设立分公司******

　　【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 李 耀】民进党当局近日以字节跳动在台设立分公司为由对其进行审查，其旗下短视频平台TikTok以书面方式回复台湾“中央社”表示，近期媒体报道不实，“TikTok在台并无设立分公司”。

　　亲绿的《自由时报》日前声称，2018年3月成立的台湾“升洋国际生技有限公司”今年11月变更登记为“字节跳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”，由台湾人出资，地址登记在台中市东区十甲路，董监事都是台湾人，资本额为1200万元新台币。对此，台当局声称，根据“两岸人民关系条例”规定，大陆网络社交平台不得在台湾经营相关业务。陆委会称，事件已进入司法程序。

　　然而，TikTok 19日回应近期的争议表示，并没有在台设立分公司。台“中央社”20日称，得到回应之后，该媒体记者前往公司登记地址，发现它设在一处住宅区大楼内，管理员表示没听说有什么字节跳动台湾公司在这里，并称整栋大楼几乎以住户为主，商业办公室较少。记者询问多名住户，大家都没听说大楼内设立了字节跳动公司。

　　近年来，民进党当局不断对在岛内年轻人之间颇为流行的TikTok大开杀戒，污蔑其对台湾“渗透”，还声称平台上有不少大陆“假新闻”。民进党“九合一”选举惨败后，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，后又由桃园市长郑文灿召集民进党检讨小组归纳败选原因，把“防疫”“兵役”和“TikTok”列为三大原因，开始新一轮对TikTok的追杀——先是唐凤主导的数字发展部门下令，限制公务机关通信设备及场所使用TikTok；之后台“财政部长”苏建荣19日声称，会进一步了解TikTok是否涉及逃漏税，3个月内提交报告。台“国安局”还抹黑称，解放军在TikTok“置入文宣”，“加强统战”，因此通告台湾各“部会”，尤其是“国防部”，并称要实时掌控分析“大陆网军”攻击。

　　即便民进党当局如此无理取闹地阻挡，依然挡不住TikTok在岛内的流行。台湾知名主持人陶晶莹近日开始使用TikTok，她对平台上的视频滤镜评论称，“难怪小孩迷上”，立刻掀起热议。民进党前“立委”郭正亮批评台当局称，TikTok被禁造成的民怨，甚至可能超过延长兵役的争议，因为台湾使用TikTok的用户超过500万，而兵役延长受影响的人很少。他说，很多人从TikTok上获得收入，经济不景气时，这种微小收入就显得无比重要。“中广”董事长赵少康称，年轻人爱看TikTok有他们的道理，平台上也确实有嘲讽民进党的内容，“受不了就直接禁掉，怎会怕年轻人怕成这样？”

　　“反中牌黔驴技穷，蔡英文必须转念”，新党前主席郁慕明19日以此为题评论称，民进党黔驴技穷，如果不继续打“反中牌”，接下来的选战都不知怎么打了。但大陆持续发展壮大已是定局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更是势不可当；只剩一年半任期的蔡英文，实在应该仔细想想，自己要留下怎样的历史定位。台湾中时电子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，老百姓要的是真正的资讯安全，现在台湾网络诈骗、色情泛滥，网军更是大肆横行，唐凤怎么不去管管？台湾《旺报》20日发表社评称， 禁了TikTok，民众还有其他渠道获得信息，仍然能了解蔡英文当局所作所为，这次“九合一”选举青年觉醒，如果民进党不能虚心检讨败选原因，继续用“抗中牌”，2024年胜选也难。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